北京時間10月12日17時4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將20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兩位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

　　諾獎委員會在陳述頒獎理由時指出，兩位學者完善了拍賣理論，并發明拍賣“新形式”。這并不是諾獎第一次獎勵拍賣理論研究者。拍賣作為一種交易機制，應用廣泛。在市場經濟中，巨額的經濟活動通過拍賣完成，包括藝術品、住房、土地等有形資產，也包括油田開采權、車牌、股權、無線頻譜、廣告位等無形資產。

　　諾貝爾頒獎辭中寫道，“他們運用自己的見識，為難以用傳統方式出售的商品和服務設計出新拍賣形式。他們的發現，使世界各地的賣方、買方和納稅人受益。”

　　諾貝爾獎的傳統，是獎勵勇于探索和解答國際關鍵問題的研究者。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面臨貧富差距、增長受疫情沖擊等世界性難題，外界曾對獲獎者有不同的預測。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委員、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約翰·哈斯勒（John Hassler）對作者解釋稱，諾獎并不追逐當下熱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拍賣理論在當下經濟生活中仍應用廣泛，包括無線電頻譜拍賣、搜索排名和在線廣告競價等。“舉個例子，比如5G頻譜的拍賣。該拍賣的目標之一是讓政府獲得收入，但同等重要的另一目標，是如何能夠分配給合適的買家。所以，拍賣理論可以作為工具，讓人們更好地分配公共資源。”

　　新拍賣機制已撬動千億美元

　　拍賣的特點，在于定價并不由賣方決定，也非傳統地由討價還價來實現，而是基于不對稱信息的競價，來尋找價格。

　　諾貝爾獎評委會認為，兩位學者的理論在過去五十年加深了人們對拍賣市場如何運作的理解。同時，兩位學者將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一起，在經濟學家中也屬罕見。

　　最流行的拍賣方式分為四種：其一，是叫價不斷上升的增價拍賣。世界上最古老的兩家英國專業拍賣行蘇富比和佳士得均采用此法，也被稱為英國式拍賣；其二，是叫價不斷下降的減價拍賣。因為荷蘭曾以此拍賣鮮花，也被稱為荷蘭式拍賣；其三，是第一價格拍賣，即競拍者在規定時間內，各自獨立提交標書，價高者得。它的演進版稱為第二價格拍賣，即物品仍歸密封式拍賣中最高價叫價者，但成交價為第二高報價。這一機制由經濟學家維克瑞（William Vickrey）在1961年提出。維克瑞也因此在199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可。

　　今年的獲獎人威爾遜提出了“共同價值”的概念。這種價值指事先不確定，但最終對于每個人都一樣的價值，比如某地礦物質含量。米爾格羅姆則補充性地關注“關聯評價”，即競拍者在出價時，也會考慮到競爭對手的評價和行為。拍賣因此成為一種博弈。任何買家的報價，不僅顯示其對標的的信息，也會暴露其他買家的私人信息。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的研究，創造了新的拍賣形式。不僅幫助買主或賣主尋找最佳價格，同時鼓勵建立一種系統，將重要的商品和服務，授予最能使用或管理它們的競標人。

　　根據理論成果，兩人設計了“同時增價拍賣”（simultaneous ascending auction）的機制，來幫助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出售無線頻譜許可。

　　這種拍賣方式類似傳統的增價拍賣，所不同的是，傳統方式是每個許可證被依次賣出，而“同時增價拍賣”則將大批許可證同時拍賣。拍賣時，通過數輪競價回合，競標者對前面競投回合中反映出的信息作出反應，激勵參與者更積極投標。同時，將大量許可一起拍賣，使得競標者能對相關聯的許可價格差異作出反應，讓競標人對自己更感興趣的許可證作出更準確估值。例如，A公司如果無法獲得相鄰兩塊地區的許可證，也許就不會出高價購買第一塊許可證。

　　在此競價機制之前，FCC采用行政聽證會或隨機抽彩的方式，導致利益相關者大量的游說行為。1994年，FCC第一次使用競拍方式出售十張無線許可證，收益6.17億美元，同年12月再出售99張寬頻個人通訊服務許可證，收益達到70億美元。此種競拍機制，被世界上一些其他國家和地區效仿。斯坦福大學校報稱，全球采用此種競拍方式分配的許可證價值，已達1000億美元。

　　問及互聯網時代中信息的大量分享和流動是否幫助人更好尋找價格時，米爾格羅姆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表示，即使在信息更充分的年代，競標者仍會因為不確定性而支付高價，難逃“贏家詛咒”的命運。所謂“贏家詛咒”，指的是在多角競價中，贏家往往由于超額支付標的的實際價值，而遭受損失。

　　“舉個例子，如果你競標某塊石油開采權。在鉆井之前，你沒有數據。你若競標無線頻譜，它的價值，取決于未來需求以及未來的技術發展。”米爾格羅姆表示，“你必須對此作出大致估算。如果你的估計錯誤，就會遭受贏家詛咒。”

　　獎金提高了，但獲獎者也不差錢

　　今年獲獎的兩位經濟學家都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教授，也是師生關系。兩人將平分1000萬瑞典克朗獎金（約合人民幣760萬元）。

　　在獲獎結果公布后，斯坦福大學公布了一則視頻，顯示當諾獎委員會無法聯系到72歲的獲獎人米爾格羅姆之后，另一位獲獎人、現年83歲的威爾遜在大半夜來到前者門口敲門，讓對方趕緊接聽電話。

　　威爾遜是米爾格羅姆的博士導師，也是鄰居。

　　斯坦福大學公布了一則視頻，顯示在諾獎委員會無法聯系到72歲的獲獎人米爾格羅姆之后，另一位獲獎人、現年83歲的威爾遜在大半夜來到前者門口敲門，讓對方趕緊接聽電話

　　在新聞發布會上，當問及將如何使用獎金時，威爾遜稱，考慮到疫情期間仍處在“居家令”中，目前無法旅游，尚無消費計劃，“會留給妻子和孩子”。

　　受到近年來基金經濟水平不斷增強帶動，2020年諾貝爾獎獎金從900萬瑞典克朗提升至1000萬（約合760萬人民幣）。諾貝爾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拉爾斯·海肯斯滕（Las Heikensten）表示，基金會的目標是，確保諾貝爾獎獎金未來跟上社會實際收入的變化趨勢。

　　2019年年報顯示，諾貝爾基金會在2019年投資占比最大的資產類別為股票和對沖基金。根據基金會最新年報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基金會總投資資本的市場價值為49.02億瑞典克朗，投資組合中47%為股票基金和股指期貨，9%為地產基金，對沖基金等另類投資仍高達31%，其他資產占13%。2019年的投資回報為16.6%。除此之外，諾貝爾基金會在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均擁有資產。

　　從1901年捐贈約3100萬瑞典克朗設立諾貝爾獎項以來，諾獎已經發放近120年。這源自諾貝爾基金會的打理和運作。諾貝爾基金會并不對外募集資金，根據《諾貝爾基金會章程》，每年基金會必須將投資收益部分歸入本金，以持續造血。

　　在進入上世紀80年代之后，諾貝爾基金會多線作戰，不僅趕上股票牛市和當地樓市的上漲，同時全球尋找投資增長點，拓展對沖基金等另類投資。2001年諾貝爾獎百年紀念之際，獎金額首次達到1000萬瑞典克朗并延續了近十年，但此后的金融危機導致本金縮水，直到近些年才恢復元氣。

　　受到金融危機影響，基金會曾經將諾獎獎金降至800萬瑞士克朗，此后引進首席投資官卡爾納（Gustav Karner），以保證年收益率高出通脹3.5%為目標。卡爾納在任期間，一方面積極持股，同時轉為指數等被動投資，降低交易費用；另一方面，重新調整投資組合，增加另類投資。2017年，卡爾納離任之際，獎金漲回900萬瑞典克朗。

　　如今的首席投資官Ulrika Bergman則代表著基金投資進一步向量化策略轉移。Ulrika曾經擔任SEB投資管理部門的全球股票投資主管，曾以定量的方法管理著價值1700億瑞典克朗的共同基金。她上任三年后，如今獎金重回1000萬瑞典克朗。

　　值得注意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不是諾貝爾遺囑中設立的獎項，獎金也不會動用諾貝爾遺囑的本金或是收益。經濟學獎的獎金和評審費均由瑞典央行贊助出資，和基金會的獎金標齊。

　　不過，今年的兩位獲獎人似乎“不差錢”。兩位美國教授不僅理論成果卓著，也積極參與公共和商業決策。他們為政府提供競拍機制的設計，也設立顧問公司，為大型拍賣競拍者提供建議。

　　米爾格羅姆的網頁上記錄著，他的咨詢公司Auctionomics曾幫助美國媒體巨頭康卡斯特及其財團聯合體SpectrumCo在美國66號拍賣會上創造了美國頻譜拍賣歷史上的最佳表現。相比其他大型競標者，SpectrumCo的中標價節省了近12億美元。這是美國頻譜拍賣史上最大的價差，促使FCC后來改變了拍賣規則。

　　米爾格羅姆還曾經為谷歌IPO方案提供建議，并為微軟的搜索廣告投放和雅虎的銷售在線廣告拍賣，提供咨詢服務。

　　“獲獎人不是神”

　　隨著新一年諾貝爾獎項塵埃落定，對于諾獎本身的討論并未停止。

　　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泰勒·科文（Tyler Cowen）在評論文章中就稱，諾獎已遠不如以往光鮮。文學獎獲得者的消息在紐約時報里只在第21版出現，而之前美國音樂人鮑勃·迪倫獲獎時甚至都因為“有其他安排”未在當年去現場參與授獎，可見諾獎目前的份量。

　　但這似乎并不耽誤諾獎獲得者在獎項光環加持下，頻繁應邀參加會議、講座，去世界各地發表演講。獲獎者成了知識界的“搖滾明星”，除了收獲榮譽之外，也收獲更多的商業機會，包括書籍的再版和約稿，以及更多的企業和政府機構的咨詢和邀約。

　　問及如何看待諾獎得主的社會活動時，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委會委員、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約翰·哈斯勒對作者表示，在褒獎這些人各自領域的貢獻的同時，不需迷信獲獎者。

　　評獎基于獲獎者在學術中的奠基地位，但并不為他們的其他言論背書。“人們認為獲得諾獎，證明其在重要問題上的智慧和成就。但是對他們在其他領域的發言應保持警惕。我們樂于見到獲獎者受邀去其他國家，包括中國，但不要忘了， 獲獎人也不是神。”哈斯勒表示。

　　北京交通大學王元豐則發表評論認為，一方面諾獎無論從評審規則或結果都顯得“過時”，但另一方面，“在科學家比起文藝、體育明星，比起喬布斯、比爾·蓋茨這些創新家（企業家）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相差很多的當代，每年的諾獎公布和頒獎，還能使媒體較為廣泛地報道，讓社會大眾覺得科學還很重要，科學還有某種神圣或神秘感，這個獎項對科學仍有正面效用。”王元豐認為，諾獎怎樣改革，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改變設獎的項目和評獎程序，提高授獎的及時性，擴大得獎人在世界的覆蓋面，讓其真正能夠體現諾貝爾遺囑的精神，促進人類發展，是諾獎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挑戰。

　　擔任近十年諾貝爾基金會首席執行官的拉爾斯·海肯斯滕曾表示，“諾貝爾想做的不只是獎勵一些人，他想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在近120年的時間里，諾獎證明了人類具備找到重大解決方案的能力。”

　　諾獎評委約翰·哈斯勒對作者表示，自己樂見更多獎勵科研精神的獎項被設立，“鼓勵更多年輕人進入科學領域。這也是諾獎想要達到的效果。我們正努力工作以延續諾貝爾獎的權威性，也希望其他鼓勵科學的獎項，可以堅守這種長期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