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之際，本以為不尋常的2020年可以平穩結束了，但鐵礦石又瘋了，12月11日，DCE鐵礦石期貨（大連商品交易所）價格指數最高為1042元/噸，普氏62%鐵礦石指數為160.7美元/噸，價格均已創出歷史新高，而在2019年年初的時候，鐵礦石價格僅為72美元/噸。

　　誰在“點石成金”

　　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思維，供需關系決定價格的變化，那么此次鐵礦石價格的上漲是這樣造成的嗎？

　　先來看需求端，由于受到疫情的影響，很多鋼鐵企業生產的停滯，據世界鋼鐵協會預測，2020 年全球成品鋼需求量為17.25 億噸，同比下降2.4%，全球不含中國的成品鋼需求量為7.45億噸，同比下降13.3%。

　　相比之下，中國的鋼材消費保持較快增長，2020年成品鋼需求量預測為9.80億噸，同比上漲8.0%。也就是說，從全球范圍內來看，對于鐵礦石的需求并沒有大幅增加的基礎。

　　再來看供給端，巴西的發貨量受到淡水河谷潰壩事故的影響，發貨量繼續下降，1-10月，包括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印度、南非等18個國家的合計發貨量下降1480萬噸，同比減少1.1%，幅度并不大。

　　綜合供需兩端的情況，雖然鐵礦石處于供需緊平衡的局面，但其價格的漲幅并不應該如此之大，已經大幅偏離正常的水平，那么背后是誰在推波助瀾呢？這還要從供需兩端的參與方高度集中說起。

　　我國鐵礦石極度依賴進口，進口的鐵礦石約占總需求的80%，其中60%來自澳大利亞，20%來自巴西。早在2017年的時候，中國進口鐵礦石就已經占全球海運鐵礦石貿易量的75%以上，按說中國是有能力影響鐵礦石定價的，但我國在鐵礦石定價方面一直缺乏與消費地位相匹配的影響力。

　　需求端主要來自中國，而供應端主要來自四大礦山，2019年，四大礦山公司的鐵礦石產量分別為：淡水河谷（3.02億噸）、力拓（3.44億噸）、必和必拓（2.40億噸）和FMG（1.68億噸），合計10.54億噸，占全球產量的46.68%。從出口來看，四大礦企占據澳大利亞、巴西兩國鐵礦石出口量九成以上。而澳大利亞、巴西的四大礦山在與我國鋼企議價時主要采用普氏指數——中國主要港口的鐵礦石CFR（成本+運費）現貨價格，但由于其價格編制方式不透明，很容易造成賣方壟斷，國際鐵礦石的議價權很大程度上被澳大利亞等供應國控制。

　　中澳關系惡化之后，澳大利亞很多出口到中國的產品出現訂單的下滑，因此對于此次鐵礦石價格的失控，外界普遍認為存在操控的嫌疑，是澳大利亞用來回擊中國的手段。

　　中國對外依存度高的原因是什么？

　　單從儲量來看，我國鐵礦資源非常豐富，排名世界第四，既然如此，那么中國為什么不自己開發反而依賴澳大利亞呢？原因是多方面，但資源稟賦和成本優勢是根本。

　　壟斷全球的四大礦山的現金成本就有明顯的優勢，以FMG為例，公司C1成本（噸礦采礦、加工、鐵路和港口的運營成本，包括對應的直接管理費用和生產管理費用）持續下降，公司C1成本僅為12.94美元/濕公噸。2019 年全球鐵礦石平均離岸現金成本約為32美元/噸，而中國國產鐵礦石平均離岸現金成本為69美元/噸。

　　鐵礦石生產成本主要由采礦、選礦、資源稅費、管理和維護費、運輸費用、折舊、信貸成本等要素構成，采礦、選礦成本占鐵礦石現金成本50%以上。開采成本約占現金成本的35%，因鐵礦資源開采難度、自動化生產水平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從長期來看，隨著鐵礦開采規模擴大，規模效應可降低開采成本，但隨著礦井開采難度增大，如由露天轉至地下開采，采礦成本會回升。

　　選礦成本約占現金成本的 23%，若鐵礦石品位高，則選礦成本低，從長期來看，隨著鐵礦石品位下降會有所升高。澳大利亞成為中國進口依賴國主要就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首先，澳大利亞鐵礦石不僅產量高，而且純度高，鐵礦石的純度越高，煉鐵成本就越低，這能大幅降低中國鋼鐵企業的成本，而國內鐵礦石雜質多，冶煉難，難以滿足高品質精鋼冶煉需求。另一方面，澳大利亞鐵礦石埋藏淺，很多都是露天鐵礦，開采成本低，效率高，而且中澳兩國距離較短，運輸成本低、運輸時間短，西澳到青島的鐵礦石運價均值只有7.5美元/噸。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澳之間的鐵礦石貿易采用人民幣結算，自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我國就在積極推進大宗商品采用人民幣結算，這有利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如果未來商品越來越多的采用人民幣結算、支付，這些賣家越多越多的接受和習慣接受使用人民幣，那在以后的對話中無疑將大大提升中國企業的話語權，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定價的話語權。

　　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此次鐵礦石價格的失控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盡快擺脫對于進口的極度依賴勢在必行，短期內可以通過加快兼并重組、增加廢鋼供應并提高廢鋼利用比例、降低國內鐵礦稅賦等方式來優化我國的鐵礦石供應，事實上，中國已經在非洲陸續收購礦山。

　　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需要在海外建立長期高效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穩定鐵礦石基地，從根本上改變部分國家壟斷鐵礦石供應的現狀。例如，中鋼集團與澳大利亞力拓集團的Channar礦山合資企業、首鋼集團在秘魯的馬可納項目等，此外，近年來我國以山鋼集團、贏聯盟、寶武集團為代表的中資企業已深度參與西非鐵礦資源合作開發，在西非地區獲得了一批優質礦山項目。從已經采取的舉措來看，國內已經認識到多渠道供貨的重要性。作為消費大國的中國終有一日在鐵礦石交易中不至于被動。